季蒙：《不朽》编后
要编一本胡适的散文集是很不容易的。胡适是学者，不是作家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文学的“逃兵”。虽然是自嘲，但也说明胡适尽管爱好文学，却不可能终生从事文学的事实。不过胡适开风气的贡献还是抹不去的，他对现代白话文学的提倡尽人皆知，不用赘说；他写《四十自述》，就是希望一种良性的自传文学，能够影响社会，建立好的心志。但是胡适的文章一般人看起来，或者觉得白，或者觉得重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说过：年轻的时候，你可能爱好文学，这时候你完全是感性的；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你会对深一些的层面有所述求，这时候你就慢慢理性起来了。可是当你在学问上走了一段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想像力没有了，找不到初时的那种文学的感觉了。于是你除了无奈，只好放弃，我就是这样的。因此你们要想保持感性的，就得牺牲理性；要理性就得放弃感性的，总之常人在这件事情上很难兼全。这位先生说话时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，我想胡适也应该是这样。创作哪里是容易的呢？说实话，一个人再天才卓越，他也不可能写出超出自己经验之外的东西。他的可写域度是有限的，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衰歇下来，这缘于每个人生活的限度。与其说文学世界是因了多少大师，不如说是因了众多的作者。一个人其实只要做成一件事情，他一生就不虚此行了。胡适正是这样的，他做了不止一件事。胡适在文艺上的参予虽然只是一瞬，但作用却足够深远。有人说胡适的诗写得不好，但是我们只要看看他作的那些古体诗，哪里是现在的人容易写出来的呢？毕竟，历史的语感已经一去不回了。
胡适是一个理性的人。在胡适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极度的冷静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冷静，所以胡适一直能保持对时代明白的判断，始终不出错或少出错。可以说，胡适是中国二十世纪头脑最冷静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时过境迁，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胡适的思想，仍然觉得有理的原因。也许这样的人不适合去做作家，但是我们在胡适那里又能够找到很多有人情味的东西，以及乐观幽默的精神。这些精神趣味，或者表现在他的翻译作品中，或者体现在他的小品和创作尝试里。尤其对朋友，胡适总能够在多少年以后还保持一种忠厚的感情，更不要说当时了。像《追悼志摩》一文中说的：“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。爱是他的宗教，他的上帝。”胡适说过，他的宗教是不朽，那么胡适说徐志摩的宗教是爱，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一种时代心理的互补呢？胡适写徐志摩的笔调完全是文学的，有别于他的一般文章。没有深厚的感情和私交，这种笔调是出不来的。朋友们对徐志摩的评价是：“他从没有疑心，他从不会妒忌。”胡适说：“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‘单纯信仰’，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：一个是爱，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美。”徐志摩所追求的，是一种单纯的人生态度，也只是一种单纯的生活态度。所以在民初那个时代才尤其容易遭到坎坷，受到社会的非难。对此，胡适说了一句公道话，“只有他有这信心……去试验一个‘梦想之神圣境界’，”又说：“他的追求，使我们惭愧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，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。”
这哪里是单纯地说徐志摩，这其实也是在说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大批人。在胡适生活的那个时代，人们遭受了太多的压抑，不幸福是必然的。连学者和智识阶层也不敢想、不敢去打破的，遑论一般人呢？只能说，这个社会本身就缺乏想像力，而一旦“不幸”社会化了，人群的生活便很难得救。徐志摩正是不愿意再简单地履行人生程序，所以才“冒了绝大的危险，费了无数的麻烦，”“去追求，”胡适为徐志摩辩护，就是表达自己这一代人的真想法。胡适是履行了人生程序的，他不能像徐志摩那样，所以尤其容易同情徐、对徐的遭遇感同身受。实际上，胡适的夫人不能理解胡适，江冬秀总是抱怨说：适之留给死人的地方比活人多。胡适要做研究，没有书当然不行。可以说，没有生命、缺乏想像力的人生程序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。胡适那一代人已经付出了巨大牺牲，以后的人没有理由再重复。
我们谈起胡适对时代的贡献，总是想到诸如文学革命、提倡白话等等事迹。像白话文，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东西，可是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一下搞得如火如荼呢？这里面的原因确实很值得我们讨究。在《大众语在哪儿》一文里胡适说：“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。大众语只是一种技术，一种本领，只是那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。”这说明胡适的一种社会服务精神，他并没有以学者自居，吊一些高头讲章以为能事，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为民众做些什么。所以胡适一辈子行文平白，以至于很多人说他像白开水。但这也正是胡适白话工作的寄义所在，因为那时的中国社会，一切都须从初级起步。
“凡是说话作文能叫人了解的人，都是富于同情心，能细心体贴他的听众（或读者）的。”“能够体贴到听众里面程度最低的一个人，然后能说大众全听得懂的话。”“能这样体贴人，自然能说听众懂得的话，自然能做读者懂得的文。”“所以我说：大众语不是一个语言文字的问题，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。”胡适说的体贴，就是指平时要时时想着别人，时时想着对方，养成一种习惯。有些人指责白话不大众化，就是因为心里并没有别人，写文章说话丝毫不考虑别人懂不懂、明白不明白，胡适对此作了不客气的批评。所以大众语最终还是一个态度怎样――大众语就在各人的态度里面。
我时常想，白话是古已有之的东西，为什么一到了民国就搞成运动、“上纲”为革命呢？为什么在古代或者民国以前不搞成运动和革命呢？经过很多年，我似乎明白了一点，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历史规定的问题：文言是帝国文体，而白话是民国文体。至于先秦时代则是自然实用文体，所以很多人说先秦文字是当时的白话，我们今天看也不吃力。其实这只说明文体出于自然，正如六书出于自然一样，一切都是出乎自然的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知道历史中的事物什么是势所必然的，是不必多去纠缠的。白话在提倡之初，自然会经历一番拉扯紧张，但一切都会过去，后人来看这一段只会有复述上的意义。在当代，各种反复也是不稀奇的。文言的继续使用，表达了历史交际处的人们的感情方向。正如古代也不是没有白话那样，我们看的是其主体规定性。帝国文体在以后只是一种修养，民国文体的流行使用是不可回复的。所以语言问题正好全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宏观分期。
胡适本人对文章的要求大概最值得我们说一说，1934年9月11日他给朱企霞的信中写到：“我总觉得你写的文字不曾经过‘说老实话、说平常话’的训练，使人读了起不真实的感觉。这篇《莲花谷》也使我感觉你有点无病呻吟的做作。《独立》向不登文学作品，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。送上《乡音》、《新秀才》两篇，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。《新秀才》一篇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。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，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，是不会做好的。至少我的偏见如此看。”
胡适说话向来很直，这是他容易得罪人的原因。从这段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，胡适一生最关心、也可以说唯一关心的，就是国家与社会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纯的作家。为什么他办刊物却不登文学作品，因为他太专注于“建设性”，还顾不上“娱情”。我们在这里不是唱高调，只要试着朴实地想一想：如果一个人还想着明天要往哪里去逃难，这时节他能够安心悠闲地读小说、听音乐吗？即使能，也只会是一些疾苦型的救亡文艺。不要忘了，就在上个世纪，我们还过着这样的生活。记得一位老先生说过：圆熟软美，其人必陋；刻苦坚卓，其人必笃。胡适文字的平白，也许并不是情才的缺乏，而是对笃实的认同。《乡音》这篇文章是很悲惨的，讲的是浙江穆坞农民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的困苦情景。而《新秀才》则是说贵州乡民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和荣誉感，读来都让我们想到国民生活的不易，而急切于它的改良。文学改良、白话运动，不就是社会改良、国家改进的从属部分吗？所以胡适的文学，不是文学家的文学，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。
因为上面说的这些，所以笔者的行文也就力求朴素。一方面固然是藏拙，另一方面也是习惯从主人――毕竟我们编的是胡适散文。胡适是一个对他人、对群体充满关心和责任的人，是一个尽心尽力的人，也是一个乐观的人。就胡适的为人来说，本身就是一笔资源。而胡适的为人，都显露在他的文字当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