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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纲》曰：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此《白虎通》引礼纬之说也。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之义。本之《论语》，殷因于夏礼，周因于殷礼。注所因谓三纲五常，此集解马融之说也。朱子集注引之。礼记大传亲亲也，尊尊也，长长也。男女有别，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。五伦之要，百行之原，相传数千年，更无异义。圣人所以为圣人，中国所以为中国，实在于此。故知君臣之纲，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。知父子之纲，则父子同罪、免丧、废祀之说不可行也。知夫妇之纲，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。”
　　这是张之洞的三纲论，站在张文襄的地段，他也只能这样说。这就好像最后的历史演讲，闭幕在即。三代礼制相因，说明中夏人文根本上是因承性的。这种因承性，也就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历史社会结构。就像中国的建筑，基本样式直到民初，始终保持统一不变。所以中国的历史政治，只能够走到开明为止。民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要求，所以张之洞只能够谈到民生，而不能讲到民权。这也是中国和英国的不同：英国为王国，但民主却可以成功。先是贵族要求的权力，后来渐及平民。所以王制最终可以保留，通过政治变型而得以延续。中华帝国做不到这一点，所以舍暴力革命--中华民国一途外便不能行之了。而这也就造成了破坏最大之历史社会。所以人类政治，原先并没有什么非要、非得、只有……才……的定式，关键还是要看自身有无变通（力）之潜质。否则穷变通久之说，只是空言而已。张之洞的话语，当然只能止步于以君为纲，否则一动皆动，张文襄倒真的要扮演革命家不能自圆其说了。这当然是不实际的。种种消息，其实都可以从这里分析。
　　 案《墨子•经上》曰：“君、臣、萌，通约也。”萌者民人也，草民也。可以说，“君、臣、民”这一固定的伦理三点式，非独为中国之通约，亦为全人类之通约也。政治伦理及构成根本不可能超出此一通约，因为转化一下表达它就是：首脑－官员－国民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例外，只要是构成了人类群体的，肯定要遵循此三合一的结构。只不过现代社会已经由原来的帝、王一变而为党团罢了。所以，帝国时代张之洞还可以、也必须讲以君为纲，这是其政治本分，是正名性决定的。到了民国时代，人们就不能不遵照党纲行之了。因为人文社会、至少是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帝国之路上去了。否则就是非理的，更不切实际。张之洞讲的三纲其实都已在历史中变化了，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。尽管如此，当初张之洞所作的回护却是极为明显的。他说：“尝考西国之制，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，而国君、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。若国君、总统不以议院为然，则罢散之，更举议员再议。君主、民主之国略同。西国君与臣、民相去甚近，威仪简略，堂廉不远，好恶易通。其尊严君上，不如中国，而亲爱过之。万里之外，令行威立，不悖不欺。每见旅华西人，遇其国有吉凶事，贺弔忧乐，视如切身。是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。”
　　从这里可以看出文襄公平心论事的优点，决不护短。这里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说西国也有纲教伦理，且较中国为优。比如其以君为纲、君为臣纲，就有过中国处。君子择善而从，其简易优化、利便近理处，应为中国取法。这是真有君臣伦理的表现。可见，三纲为人类之通义，中国能无固守乎？张之洞讲到的西国当然指英、美，中国的君主制结束以后，英国还一直留存下去，这都是政治妥协的结果。英人相信：政治的灵魂在于妥协！所以英国的政治与社会是人类近代史破坏最小的。这一优点也遗传给了美国，所以直到现在，英美社会与政治是破坏最小的（对自己而言，对他人另论）。相对来看，中国的社会却是破坏最大的，恰成为鲜明的对比。这其中就有来自英国的破坏，加上自身的，中国社会遂成为人类近现代破坏最大的社会。所以经营好自己是多么重要，也就不言自明了。这就是说，把自己造就好才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。正如胡适讲的，把自己造就成器就是最大的尽责。不要想着做一件什么好事，而要提醒自己不要干什么坏事。张之洞在这里是想通过援引西国的例子，来说明中国的经义性，这也是因为当时好言西学者日众。既然王（中夏邦国时代的）、帝（中华帝国时代的）在政治形式上必然为党团（中华民国时代的）所取代，那么政治的出路也就必然要在党团一事上求了。这是“理势”决定的。所以，虽然我们总是抱怨党国气味的呛人，但民国却只能从这里开始，因为这个民国是从帝国转来的。上了此道，便无回头之路。二十世纪的三个核心人物：孙文、蒋中正、毛润之都离不开帝王思想。也正是这种元素，左右了二十世纪的政治。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（民国二十年）说：“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。既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，允宜公布约法，共同遵守，以期促成宪政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。兹谨遵创立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遗嘱，召集国民会议于首都，由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如左。”
　　约法之名包含了一个意思：一切都应该是约定的。所以约法之义，可以做得很好，关键是看这个群体。案《史记•高祖本纪》载：“召诸县父老豪桀曰：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诽谤者族，偶语者弃市。吾与诸侯约，先入关者王之，吾当王关中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余悉除去秦法。诸吏人皆案堵如故。凡吾所以来，为父老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无恐！且吾所以还军霸上，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。”这里讲的就是约法，虽然不是现代的约法。秦法素以繁细严苛著称，所以刘邦来了个简单化处理，将秦法一概除去。不论这是不是一时买动人心的作秀，当时确实是有效的。因为秦末大乱，经济生活还谈不到，所以当时实际上只约法两章。真正的约法三章应该是：杀人者死，害人抵罪，欠债还钱。三章约法，现在一条都做不到，天下能无乱乎？或曰某国之法宪简单，只有七条。其实中国的法（的精神原则）只需要三条，做到了天下太平。因为中国社会是最简单的。法是最朴实的，没有什么虚玄可弔。刘邦出身社会下层，对底层生活很晓得如何摆布、料理。约法虽然简单，但是行之有效。汉朝曾得力于此无为之治，前后联观，不难看出其中的道理。这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说明一切都是约定的，而不是既定的。约法如此，其他诸事皆然。都应该是这样。人文史是一个不断约定的过程，立约应该成为一种普通的思维。由此也可以说，国家的党派，也应当建设在立约的基石之上。这就是说，有必要建立国民立约党，以体现一切约定的精神。据说古代约书中神与人立约；神尚且与人立约，人群之间就更没有不约定的道理了。无论是来自古代宗教还是来自世俗的例子，都说明了这一点。
　　由此，我们能不能考虑一种更优化的党制呢？比如说约党、甲党乙党制。优化思维是一种习惯性思维，正如在历史开端处古人常常谋划的那样。所谓约党，就是突出一切约定的意思。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既定的，一切都是约定的，这是荀子的基本思想。《正名》曰：“名无固宜，约之以命。约定俗成谓之宜，异于约则谓之不宜。名无固实，约之以命实。约定俗成谓之实名……”说得非常明白。有些政党的名字过于被动，完全违反人类的正常情理，是谓拂人之性，早晚得改。试观古今诸政党之名，未有优于约党之命义者也。因此，一名之立，往往能变最被动而为最主动。此名至实归之法，才是政治成本最低廉、甚至不要成本的齐治平的办法。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不破坏的政治。所以，执政党往往不需要改组，只需要改名。改名之事不仅是对官方政府的考验，也是对全体国人的考验——看看一个群体的稳定度、其政治韧性与定力、风险承受力到底有多强固结实，将其检核出来。如果说稍微一些小事、有必要做的事都会引起波动、动荡，那么这样的群体也就太不济了，还有什么底气大言各种要求呢？因此，正名是对全体的考验、检核，这是一点不含糊的。台湾民进党就说明政治形式的和平进展并非不可能。
　　那么甲党乙党制又怎样呢?所谓甲党乙党制就是：甲党为不变动的党，乙党为变动的党。比如以约党为甲党，是固定的。乙党的位子则由其他各党进行角逐。在产生出乙党以后，可以与甲党竞选。但是如果没有稳定的结果或局面出来，则甲党的持续行政就完全可以起到安稳平衡内政的作用。不至于因为权力政争、党争而引发政局波动。这样就很好地兼顾了一党制、多党制和两党制，兼顾了开明和民主两者，这应该是最为明智的办法。所以政治的优化与改良，有时候并不需要改组，而只需要改名就可以了。由此，一次终止法也就是必要的。中国应该用慢节奏治理，不能像美国那样四年一选。因为中国太容易狂躁，而慢就是快。如果周期太短，用事者各怀私心，还未及从容施政、营建就匆忙经营下一次连任，则国事必成一团乱局矣。所以，中国最好是以十年为周期，而且行用突然停止办法。也就是：如果政绩好，那么可以不选举而一直持续下去（行政）。直到出了问题，就用一次性突然死亡法终止其行政权，然后通过大选产生下一任政府。这样既可以避免一刀切，使真正有才略者能够尽其所能（治国），又能够避免政治专断。像历史中康、乾执政一百二十多年，制造了一个小的超稳定。因为这些成绩，国人的意见还算小一点，也倒罢了。至于万历、慈禧居位达四十多年，持续破坏性极大，世人便不能容忍了。所以德位理论是句大实话，只是不好看。突然终结制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办法，很多党派都想当国，这最容易乱政。所以中国的宪法应该从甲乙制这样的路子去考虑定夺。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看起来是两个，其实只是一个，都是一体的。

张之洞讲三纲五常，实际上都是政治伦理。从君臣到父子、夫妇，概不例外。他说：“摩醯十戒敬天之外，以孝父母为先。西人父母丧亦有服，服以黑色为缘。虽无祠庙木主，而室内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、父母兄弟之照像。虽不墓祭，而常有省墓之举，以插花冢上为敬。是西国固有父子之伦也。”
　　这样的论说实际上是罗列性的，名学上属“援”。无非是要强调：纲常之伦乃人类通约共有，所以是经义的，中国必须固守。关于一般、一律性有两种姿态：一种是居高临下的--我这一套必须推行于全人类，这是顺向的情况。是硬的，属刚。另一种则是援引他人的--通过例举别人也有什么来说明自己的充分可成立性，从而推行于全世界，这是逆向的情况。是软的，属柔。两种姿态的不同，导致人类学说论证方式的各异，这一点我们常能看到。张之洞在小注中说：“家富子壮则出分，乃秦法。西人于其子，必教以一艺。年长艺成，则使之自谋生计，别居异财。临终分析财产，男子女子皆同，兼及亲友，非不分其子也。”
　　古书上说，西方属金，主义。东方属木，主仁。秦国在西边，所以秦法严毅，而秦人的性质也很整肃。齐国在东边，所以齐人的性质偏于散漫。因此历史上，秦国的思想主“义”，法家学说主义；而齐鲁的思想主仁，儒家思想主仁。这是从思想史的气质之性去看。所以儒家柔仁而得长久，法家坚刚而易摧折。但是创天下的必是法家，儒家只能够辅助料理。子女成年就应该另立门户，这是秦人的习惯。所以秦最终统一天下，也就毫不奇怪了。我们说过，家的捶分是至关重要的，也是合乎人类天性的。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，最大的弊端就是不利于齐家。首先所有权、物权就是不独立、不清楚的。平时的是非、纠葛、矛盾、冲突等等不用说，继承权上尤其容易发生问题。所以中国人的家族、家往往搞得很乱，很无伦理，也就是必然的了。家不齐，在政治上会引起政局的动荡，而在民间就是导致社会的不稳。所以最合理的办法，还是应该分析。西人在西方，属金，所以性质上偏于义，做事讲规则，其社会容易有型，富立体感。说白了，就是该怎样就怎样，直来直去，这是相对来说。但是从继承法来看，西人往往又更富有人情味，这个我们在文艺作品中也常能看到。我们以前说过，一子继承制是最好的，它可以防止人类堆积的财富迅速耗散。而更为合理的办法却是使每一笔财富都成为人类公共所有、固定不变的资产。因为上代没有必须给下代人遗留财产的义务，遗留财产是情分上的事情，不是本分。除非上代人未及立遗嘱，根据继承法其财产由关系最近的人承继。实际上，一个家（族）的教养程度往往可以从财产的事情上看出。教养规格高、涵养好的，事情往往会很好看，做得很精致，有尺寸。而相对粗鄙的常常是闹得一塌糊涂，礼让不要说，其想法就使人面热，很土。很多人争夺财产并不是因为生活问题，只是爱钱。其实即使有百亿资产，留给子女一百万也足够了。最主要的是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技能，只有这个谋生之艺才是开源。就像胡适讲的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一门自己谋饭吃的手段，不成为别人的负担，要人人学会做工。因为别人的钱用起来毕竟不自在、不快活，无论是多么近的亲属。俗话说“莫为儿孙做马牛”就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中国的好原则在中国总是做不到罢了。
　　 “戒淫为十戒之一。西俗男女交际，其防检虽视中国为疏，然淫佚之人，国人贱之。议婚有限，父族母族之亲，凡在七等以内者，皆不为婚。惟男衣氊布，女衣丝锦。燕会宾客，女亦为主，此小异于中国。女自择配，男不纳妾，此大异于中国。然谓之男女无别则诬。且西人爱敬其妻，虽有过当，而于其国家政事、议院军旅、商之公司、工之厂局，未尝以妇人预之。是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。”
　　 西人是一夫一妻制，中国是一夫多妻制。这说明儒家关心的是政教公共事务，对个人私生活不感兴趣。所以儒家从不问诘几夫几妻，因为儒家的性格习惯是：个人的私事应该由个人自己去料理好。除非个人之事成为政教公共事务的从属部分，才会引起儒家的注意。因此，在中国可以有纲常伦教，但不会出台婚姻法。在中国，一夫多妻制的废止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，距今不过几十年。民国时候，一夫多妻还是相当普遍的，只要财力允许。但是这里的中西比较也要看怎么说。张之洞讲的欧西的情况是近世以来的情况，在中世纪清教统治时期欧洲远没有中国开通。所以人类历史是有一个升降情况的，不好一概而论。虽然西国男不纳妾，但是情人制度也弥补了一夫一妻的某种不足。严格来说，人类过去的生活只有婚姻，没有爱情。真正的男女合欢是现代以后的事情。当年国家事务妇女不与，后来有女权运动出来抗议，中国也随之跟步。但是严格来说，历史中的中国社会，妇女的权限较西国为大，这个看看经典文献即知。所以中国的女权运动，其所要求者，往往就不是一种女权、而是一种特权了。严格来讲，近世以后的西国，美学效果较中国为好。无论是两性之美、餐饮之美、游冶之美，都有超过中国的地方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学在近世以后竞争不过西洋文学的原因，因为天下文学太半性，文艺就是唯性主义的。国人的饭桌常常是吃过以后杯盘狼藉，这就很不利于营造氛围。为什么吐痰以后，不能接吻，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。由此举一反三地说，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质量，累计一对比，悬殊就大了。所以老子说，为大于其细，岂不信然哉！我们不需要弔什么高头讲章，就说抽水马桶会由哪一种文明导引出来？人类近世优化性之归属就明白自见了。所以说抽水马桶是最伟大的发明一点也不过分，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体系。
　　由此也可以说，在儒家之下，个体精神私生活将无所安顿。除非你认同修齐治平那一套，以之为终极。但是，人心的日用安顿和终极又在哪里呢？毕竟大众是不可能都成为政治家和关切政治的，这时候佛教的打入和填补就是必然的了。但是佛教对于精神私生活的满足毕竟还是简陋的，当更优化的西洋哲学的概念生活涌入以后，作为历史代用品的佛教与佛学就必然地淡出了。这里也就是人类的精神私生活发展史。文襄公所论，当然不会深入个体精神私生活的微观领域。事实上，他说的纲常伦教，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时候也不成立。史不绝书的族灭连诛，哪里有半点父子纲常伦教的影响呢？所以历史自历史，而儒学自儒学，多数时候是两不相管的。像张之洞讲夫妇之道，现在来看，显然就全不合宜。根据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理论上的划分历来都是女主内、男主外之权力剖割模式。中国女性不如外国女性温柔，正是历史权限更大的迹象。因此，中国的家庭伦理构造，实际上是一种家务政治。这种家务政治是作为政教政治来规定的。家务政治是政教政治的从属部分，所以是必须绝对遵守、照行的。由此造成的人文性素也就是——程序性：婚姻家庭是人生程序，立身行事是行为程序，品节操守是人格程序……。华民族的整体性质就是这样作成的。其实张之洞所讲的还是帝国伦理，这与民国伦理显然是不相侔的。实际上，人类伦理已经整个儿地变革了。所谓男女之大经早已不复存在，非独中国为然也。欧美各国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越来越普及，全球早晚皆然。所以对张之洞所说的，我们也只能够历史地另眼相看了。
　　 张之洞最后激动地说：“圣人为人伦之至，是以因情制礼，品节详明。西人礼制虽略，而礼意未尝尽废。诚以天秩民彝，中外大同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，人师非此不能立教。乃贵洋贱华之徒，于泰西政治、学术、风俗之善者，懵然不知。知亦不学，独援其秕政敝俗，欲尽弃吾教、吾政以从之。饮食、服玩、闺门、习尚无一不摹仿西人，西人每讥笑之。甚至中士文学聚会之事，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目。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，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。怵心骇耳，无过于斯。中无此政，西无此教。所谓非驴非马，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！”
　　所谓天地君亲师者，政权在君，教权在师。政教人文，无非是教、政二元，而教就在于学。案儒家出于司徒之官，司徒掌天下之教化。所以学政一体、学政合一、学为政宪的历史传统就是必然的。由此，从学这一边延伸出推举制、科举制又有什么奇怪呢？简言之，推举制度或办法是建立在公认基础上的；而科举制是建立在考试基础上的。所以推举与科举应该并立互补，而不是相互排摈。只是帝国时代、帝制时期君主之位是固定不易的，所以学这一边充其量只能进到相辅为止。最开明的就是宰相与君主协商议事，参与国政决断。但是进入民国时代，历史却为学政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可能空间和契机。所以从这里来说，中国的历史优化可能并未消亡，还可以往前蹭。